来自 社会 2019-10-08 00:59 的文章

濒危语言 ARTFORUM杂志

  每个月有那么一次,在一栋旧的曼哈顿办公楼的六楼,大约十几个人聚在一起尝试用曼哈顿岛上的原始语言之一——莱纳佩语(Lenape)交流。我们的老师凯伦·亨特(Karen Hunter)成年之后在安大略省的部落保护区和仅存的一些莱纳佩母语者以及其他语言复兴主义者一起学习了这门语言。有超过十年的时间,她常常在纽约和其他地点间驱车超过十个小时往返,无偿地与原住民(瑞曼波/Ramapo,马田科克/Matinecock,蒙托科克/Montaukett)和其他感兴趣的人分享她的知识和语言能力。我共同组织和负责的非盈利机构“濒危语言联盟”(Endangered Language Alliance)的这些课程代表着自十八世纪以来——这正是莱纳佩母语者被驱逐的时代——这门语言首次在这座城市里被教授。今天,纽约、悉尼和温哥华等早期殖民者定居的城市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语言最多元的地方。行走在这些城市的街道上,你可以听到西班牙语、他加禄语和希伯来语,但是你不会听到当地的原生语言如莱纳佩语(纽约)、达鲁格语(Darug,悉尼)或者斯阔米什语(Squamish,温哥华)。我们城市现在最为人称道的多样性是有代价的——驱逐和夺取的行为摧毁了更早期的定居者漫长的历史以及他们的语言。如果如此持续下去,这个世界上六千种语言中约有一半会消失不见,我们星球的文化衰退与动植物物种的消失形成了一组镜像关系。[北美地区的原住民曾经拥有约三百种语言,现在一半已经不复存在,预计余下的大约只有二十种可以撑过下一个十年,其中包括较大的语种如切罗基语(Cherokee)、纳瓦霍语(Navajo)和尤皮克语(Yup’ik)。[2] 类似地,经过几个世纪的系统性权利剥夺,加拿大的第一民族和澳洲的部落的语言现在都只有非常少的老年人还在继续使用。

  凯伦的莱纳佩语课程是一场史无前例且去中心化的全球文化复原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在联合国宣布2019年为国际原住民语言年之后变得更为方向明确了。世界各地数百个行动主义团体(很多团体人数极少)正在努力推进具有开创性的二十世纪语言复兴模型,像在希伯来语、巴斯克语、威尔士语和毛利语的例子里所见的那样。对于任何语言复兴的努力而言,在家中教授孩子语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时也极为困难。其他选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包括师徒语言学习计划(Master-Apprentice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这是1993年从加利福尼亚发展起来的一个模式,很快扩散到了加拿大和澳洲,这种模式是把年长的教授者和年轻的学习者配对,每周进行超过十个小时的学习。所有的参与者都有得到经济补偿,并且沉浸在教室外的语言环境里——最理想的就是在近距离且文化上相关的社群内。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模式来自行动主义者主导的草根夏威夷语言运动,这项运动从零开始,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的教育系统,提供从学前的“语言巢”到研究生程度的夏威夷语课程。威尔士语用诗歌和音乐来更新他们的语言(不可谓不强大,尤其考虑到在地理上如此接近擅长“扼杀语言”的英语)。

  唤醒已经休眠的语言需要大量条件共同协调——行政的、社会的、情感的——但这是可能的。以万帕诺亚格(Wôpanâak)女性杰西·贝尔德(jessie “little doe” baird)为例,她在怀自己的第五个孩子梅·爱丽丝(Mae Alice)时,突然萌生了唤醒自己祖先语言的想法——那是清教徒们在在沿海的马塞诸塞州遭遇的第一种语言,现在已经有超过一个世纪无人使用了。贝尔德在麻省理工学习了语言学,然后花了二十六年时间带领一个复兴万帕诺亚格语的运动:梅·爱丽丝也成为了几代人以来第一个母语万帕诺亚格语的孩子。在俄亥俄州,行动主义者戴路·鲍德温(Daryl Baldwin)领导了迈阿密亚语(Myaamia)的复兴,这门语言自1960年代起进入休眠,他先是自学,然后教授自己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在这两个社群的例子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细致的语言学研究如何被带入创造培养流利母语者的沉浸式项目的设计中。

  纪录片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当现在已经没有在世的母语者时更时如此。二十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家J·P·哈灵顿(J. P. Harrington)收集了9000种美国印第安语言中的约莫1300种,记录在脆弱的蜡筒和铝质光碟上。哈灵顿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但他的确全身心地投入语言研究,并且花了大量的时间和母语者一起紧密地工作。对于很多美国印第安语言行动主义者而言,复兴之路就是从哈灵顿的档案开始的,这些档案储存在史密森尼学会。在过去超过25年的时间里,新的一代语言学家追随着哈灵顿的脚步,创造出语言记录的次学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生产影音档案、字典、语法工具书和文章,这些都为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些尝试并非毫无分歧:社群目标和外界或者学院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很多语言学家开始重新衡量自己的工作,很多对小族群语言的语言学研究仍然是由传教士完成的,他们的动力来自翻译《福音书》的梦想。最理想的当然是来自本族群的母语语言学研究者,但是社群内部也往往充满着各式紧张关系。

  全球范围来看,语言复兴是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美国、加拿大、巴西以及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萨米人到智利和阿根廷西部的马普切人等原住民族群“人口转型”(demographic revolution)的产物和象征。经过几个世纪的大屠杀,现在这些原住民族群的人口增长比例远远超过总人口增长比,这不仅仅因为较高的生育率,也是因为对这些文化的观念改变,很多有着混血背景的人开始乐意骄傲地宣称自己的原住民血统。对一种语言的官方认证——无论是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族使用的方言Tamazight还是阿拉斯加的全部二十种原生语言——对提升社群的凝聚力是有用的,但提高工资水平,政治上的的自治以及原则性政策对任何人口增长都是极其关键的。

  城市化是语言维系和复兴的关键。小语种如果想要存活下去,它们必须做到能够在大部分人类生存的城市中存活。有估算显示约有一半的原住民生活在城市中——包括布鲁克林的莫霍克铁工,明尼阿波利斯的居住区“小地球”(Little Earth)的居民,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多巴区——那或许是他们的家族几代人生活的地方,或许是被迫迁徙的新居住地。在加拿大、巴西、玻利瓦尔和智利等国,这种比例还更高一些。这些社群对于外界而言往往是不可见的,而在如悉尼郊区红坊的“the Block”,则是面临着房地产开发的威胁。即便如此,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城市中原住民人口的增长率都高于整体人口。纽约市不仅容纳了美国最多的美洲印第安人口(2010年的人口普查为 111,749人),还成为了从墨西哥、危地马拉、厄瓜多尔新迁移来的拉丁美洲原住民的家园,但这些人口几乎没有在人口普查中显露出来。人口密度常常和集中的公共和私人资源同步,这有助于形成跨社群的联盟,比如非营利组织双国原住民组织阵线(Binational Front of Indigenous Organizations)洛杉矶分部,其成员来自至少八个不同的墨西哥群体,还有人自我认同为梅斯蒂索人。城市也可以促进与媒体及艺术界的相遇,信息可以由此得到新的表达方式。

  但如果城市对于新的混合身份的形成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它们实际也在进行过滤,只有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文化可以迅速通过。对于一直以来以语言、家族和土地为支柱的文化来说,培养亚文化的都市空间往往是诱发失衡的因素。如学者纳玛·布莱特曼-托马斯(Naama Blatman-Thomas)和利比·波特(Libby Porter )所言,城市一直都是“表达和实现殖民权力的场域”,其中原住民经历了“大规模的符号剥夺,使得他们缩减为非都市的,与此同时结构性的限制也减弱了他们在都市语境中获取主权的能力。”[3]

  不过,即便城市的各种条件不鼓励拥有土地和跨代际聚居,语言中依然蕴含着权力。世界各地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城市已经开始着力支持母语以及鼓励在学校和其他机构发展多语教育。(在纽约,“语言权”——翻译和阐释的法律权利,自2008年起已经得到极大改善,本地政府致力于为城市中的六大最普及的语言提供基本的服务。)但对于更小规模的原住民语言以及资源更少的文化而言,这些改变更多还仍是象征意义上的。在很多地方,城市里的机构——如纽约健康局已经开始发展一种针对原住民的健康计划——开始意识到与城市原住民社群建立联系的重要性。更具实质性的计划比较少见,比如2015年西澳大利亚西部州政府与努加族(Noongar Nation)之间充满争议的原住民土地权处理法,这项法案承认努加族对珀斯地区城市周边一片区域的传统土地所有权,并且计算出了多年以来应给予他们的赔偿。

  语言的复兴不仅仅是创造性和延续性的胜利——也是朝向五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造成的语言灭绝现象的修复和复苏的重要一步。无论个人还是社群都应该拥有选择如何与自身历史发生联系以及如何构建自身语言未来的权利。虽然在下个世纪,成百上千的濒危语言仍有可能消失,但语言复兴运动向我们展示了,其中一些仍然有可能存活、进化,与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共存。如果说复兴原住民文化、语言和社群的努力中还缺少什么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来自多数人口的积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通过我们的机构、基金会、学校和政府,多数人口应该为复兴主义者提供帮助,这是正义之举。